朱平槿的前世，百姓家庭资产中价值的最大者，不是汽车、不是股票、不是现金、更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砂石水泥堆砌而成的房产。
而在朱平槿的现世，房产扮演的角色转换成了土产。
有了土地，百姓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有了土地，百姓就有了一辈子的社保；有了土地，哪怕穷得家徒四壁，百姓仍然是一个有产者。
在百姓的意识中，土地与家业、宗族的兴旺发达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钱，百姓一定会将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产配置方向，不管他的钱是做官贪来的、或者是经商赚来的。而卖地，则与不孝、败家等道德审判联系在一起，所以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骂人的俚语，叫做“崽卖爷田，不知心痛！”
然而大明皇朝走到了崇祯十五年，这个田产只买不卖的铁律被朝廷不断加码的税收政策打破了。
万历条鞭之后，朝廷的税收捆绑了土地，实行“量地计丁”。几乎所有的税收品种和额度，都按照土地的清丈之数进行分配，即所谓的“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国家税收一分不少，又简化成了农业税、土地税，朝廷是满意了，但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却积了一肚皮怨气。
万历之后，矿税、关税、商税、茶税等残存的税收种类，终于被朝廷的正人君子们一本又一本的奏疏给废了或变相废了。但朝廷花销日繁，因此税收的额度只好一次又一次加在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上。
频繁的天灾人祸，三饷以及名目繁多的加派，成了压垮大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家又一家普通农民为了逃避皇粮国税，不得不忍泪抛弃他们祖先千辛万苦得来的土地，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为了不饿死，也为了宣泄心中的仇恨，他们中的一部分丢掉了锄头扁担，拿起了刀枪棍棒。少数人成了官军，更多的人却成了流寇。
因此，朱平槿在四川发动垦荒运动，其意义绝非经济纾困那么简单。在其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追求：
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分配，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形成一个新的与朱平槿事业理想追求一致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将在朱平槿“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聚集到护国军的战旗下，为保住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战斗。
然而，有得必有失。
新利益群体的产生，必然会触及旧有秩序，伤害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这场垦荒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大明版的土地革命。
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必然会酿成一些地区或阶层的反叛。
朱平槿在酝酿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已经逐步意识到，一场小小的风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风暴不可避免，那么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早到比晚到好！
朱平槿用他擅长的阶级分析法看待垦荒运动，他老婆的视角却截然不同。
罗雨虹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
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本质上不过是一场利益的争夺与平衡。蜀王府、官府、士绅、农民、佃户，都只是这场利益博弈游戏的参与者，没有一个参与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罗雨虹承认朱平槿的土地革命必然导致冲突，但却私下耻笑朱平槿包产到户的主张。她口中所唱的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到了崇祯十五年就成了秋天。
罗雨虹认为，四川的农业衰败，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农村的灌溉设施、交通道路、土地整理、牲畜喂养、仓储加工，都需要用现代大农业的视角来审视、来恢复、来提升。
包产到户是一种原始的、直接的绩效考核，确实能在短期内施展魔力，极大唤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长期来看，包产到户必然蜕变成一种变相的土地小产权制度，从而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仁寿是最早进行分田分地实践的地区，近来那里就出了问题。
如水塘灌渠的建设，是农业的命脉。草标庄户们人人都懂，但就是不肯牺牲自己那一点点土地，让主干沟渠过境。有些庄户为了防止雨水延沟渠下泄淹没田地，竟在月黑风高之夜将苦力们千辛万苦修好的渠道给捣毁了（注一）。仁寿王庄查不到凶手，渠道也不可能半途而废，只好劳神费力弄了个架空的竹管输水线。
有鉴于此，罗雨虹转而主张实行农业工业化、农庄企业化、农民工人化，简称“新三农主义”。而大明朝无论官府、士绅和普通百姓，都没有资金和见识完成这一切。能够完成的，放眼当今世界，非她罗姑娘莫属。而她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大量的成片土地和统一的农业生产组织。
于是乎，当《垦荒条例》草案认可了田皮与田骨分离，她便大肆收购田皮；
川北官贼过处，留下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她便就打包吃进；
荒山丘陵的骨皮价格低廉，她便勾结地方官府大肆抄底。
不仅如此，罗雨虹还利用掌握的货币发行权，用疯狂印刷的银钞进行零成本交易。
当银钞不可避免的进入疯狂的资本市场后，她先是坐视股票价格暴涨，然后趁机高位减持，赚得是盆满钵满。若不是朱平槿坚决出手阻止，她还会继续发行银钞，买入更多的土地。等股票市场创了新高，她就让大量的王有企业上市，用发行新股的办法把增发的货币重新回拢银行，同时减少流动性，打压股票价格，保证粮食等物价的稳定。
朱平槿出手阻止他老婆狂飙猛进，既是鄙视他老婆一日三变，也是怀疑她的“新三农主义”已经滑向“新大 跃进”。
当年朱平槿与罗雨虹辛苦存钱出国旅游，法国、意大利的那些富裕的农民把贪慕虚荣的老婆羡慕得口水长流。
法国、意大利那些农民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