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容臣先提一段过往，可能不太愉快，若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那么臣请恕罪。”
“准讲，”
“大约就在天启、崇祯两朝，也就是东林党人崛起之后，当时江浙一带新兴的工商巨贾与之勾连。怎么勾连呢？具体在朝堂之上，就是公然反对征收商业新税种，甚至连朝廷早已在征收矿税也要一并抵制。后来呢，也确实抵制成功了，只是，朝廷也需要钱呐，既然征不到工商巨贾的税，那就只有再加诸百姓身上，所以，那时几乎所有的赋税就全由北方百姓来承担……”
“哎，这叫什么？这就叫有钱方有说话的权利！那时的东林党人在朝堂之上可谓呼风唤雨，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把持朝政……”
站在永明帝身旁的邬阑皱起了眉头，她下意识的瞟了一眼皇帝，心想，这人的一张嘴够厉害的，敢拿东林党人作比较，比杀人还狠！
而永明帝却是面无表情，依然端坐于宝座。
齐梅尓继续道：“其实臣提及这段历史，并非将谁与东林党人相提并论，而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存在于世间的一切法度，其制定者永远不是普通百姓，永远都是权势之人，而财富就是权势。百年之前，江浙的工商巨贾尚且可以控制东林党人，而今的商帮难道就不会左右改革？就算你刘家不是出自江浙，但又与那时的江浙巨贾有何分别？”
这番话，可谓字字诛心，句句入骨。
刘一焜静静听完，目光冷冽，但他没有急于辩解，只在脑海里又浮起他与侄儿刘瑾曾讨论过的：‘秦王因何杀吕不韦？’
侄儿答：《管子国蓄》中有曰，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有百金之贾……秦王若不杀之，则中一国而二君也。
他问：如何能避免一国而二君？？
侄儿答：秦王的做法便是重农抑商，以杜绝吕不韦之流，但有失偏颇。
他反问：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这难道只是偏颇？
侄儿却道：财富的罪孽，怎能全怪在商人身上？
“难道财富与商人就能区别开来？”刘一焜想起侄儿的回答不禁摇头，但同时也在暗暗叹气，因为齐梅尓的一番话，让他感到了一丝压力，甚至一丝危险。
刘家是商贾起家，而他刘一焜是贾而优则仕，做到了阁老的位置，肯定不是蠢的，至少政治敏锐度足够。
他背靠家族身居高位，却在走吕不韦曾经走过的路，乃至东林党同样走过的路。
而政商一体，这是陛下的大忌，也是皇权的大忌。
“陛下，臣有话说，”常老国公突然站了出来。
“哦？老国公请讲，”永明帝依旧巍然不动。
“臣以为刘阁老一番话，乃是老成谋国之言。臣反而觉得商人逐利与推进改革并无不妥，二者可兼得。”
“何以见得？”永明帝又问。
“臣只觉得这本就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怎能与东林相提并论？臣也没有齐总漕的口才，再说不出更深的道理，只要是为大明将士好，臣就支持。”
齐梅尓听闻，依然微微一笑，道：“老国公说的及在理，那下官不妨也说说漕运的将士们。”
老国公沉默半晌，道：“齐总漕请讲。”
“众所周知，‘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是高祖皇帝之令，后仁宗也说‘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碍’，此二政令是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量，是被允许其补贴自用。注意，此处是‘被允许’。但诸位有没有深究其背后的原因？自改长运法之后，固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此消彼长，漕军承担了大部分转运。”
“每年十二月到各水次仓接受漕粮，于次年四、五月起运至京，一直到十月才能回空，而新一年的漕运又即将开始，如此往复，官军们是‘无一日不再运中’，而他们的收入微薄几乎不能贴补家用，乃至不得不借债度日……所以，漕运官军所夹带私货，其中一半是为谋取私利，一半为生活所迫。”
“尽管如此，但整个漕运却是他们得以维持现状的保障，只要运河继续通航，朝廷继续依赖漕运供给，那漕运官军的诉求就能保持下去，这是他们利用便利条件维护既定格局，是他们唯一选择！这样的格局也许存在诸多弊端，但他们就是靠这样的格局维持生计，而这显然也比虚无缥缈的海运，和若即若离的陆运实际的多。”
随侍御前的邬阑也在琢磨这位总漕的话，以他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明显是反感资本的介入参与，并且对底层百姓表现出无比同情……这是借百姓之口表达，希望维持既定格局不变？
这样是否就代表着他与漕运相关的地方官员‘配合’的挺默契？
哎，真难呐……邬阑不禁由衷感叹，好事多磨，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难道真要前功尽弃了？
“齐总漕，”老国公又开口道：“你说的老夫都赞同，但也请总漕想想，这天下就只有漕运的官军吗？”
齐梅尓还是笑着，道：“自然不是只有漕运官军，但漕河上讨生活的又何止漕运官军，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漕工。下官也只是说只要朝廷继续依赖漕运供给，他们就能维持生计。”
邬阑内心又在吐槽，这跟纯计划经济的市场有啥区别？你让他们维持生计，但能维持人性的不变？欲望的不变？你能指望一群官僚能保证漕运一直畅通？
“所以，请刘阁老，请老国公，也请诸位好好想一想，其他的话下官也就不多说了。”
你确实不用多说了！
“哦对了，还有一句……”
齐梅尓又转向永明帝，道：“陛下，此次随臣进京的，还有仪真段河道的三十余位漕工……”
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