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是愈发偏向科学院诸博士或政经官学的学子，即皇帝陛下所谓的行政、经贸、财税与理工人才，读书人若只知清谈务虚，难得重用。

    旧士族不是没有反弹，然现今皇权独大，天子恩威并施，既普惠万民，又广纳世家子弟和寒门士子入各大学府就学，权贵的利益有所保障，庶民亦得见进身之阶，自不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少数利益受损的文士摇旗呐喊。

    文士造反，三年不成。

    高祖刘邦尿溺儒冠，不正是鄙薄腐儒只会动嘴么？

    饶是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们，亦只能敲击键盘，做网络喷子，指着他们经世治国，倒不如订阅本书，让作者君得了稿费，买根肉骨头，对他们道一句：嗟，来之食！

    嗯……又是离题，实乃近日蛮夷媒体借交趾偷渡客之事，污我华夏，诸多公知见猎心喜，造谣诽讥，吾深以为耻，不吐不快。

    言归正传，话说从头。

    世家权贵遣散门客，朝廷公府又易取仕规制，使得不少因循守旧的文士丢了饭碗，不得不另谋出路。

    有返乡归家，躬耕营商者；有申往官学，任教授业者；亦有心怀不甘，谋求举荐者。

    举荐贤良，乃是汉官风气，然不是每位官员都可向公府乃至皇帝举荐的。

    譬如现任大农令孔仅，昔年得举的“孝廉”一科，属于清流之目，乃由各郡主官察举，太守每岁仅可推举数人至京师，由公府加以考评。

    一郡之地，每岁数人，比后世华夏各省的高考状元也差不了多少，更要才德兼备，声名在外，还要太守这等封疆大吏肯以自身名望作保，否则若是举荐之人日后闹出甚么岔子，身为举荐人的太守少不得要落个“识人不明”的名头。

    在地方郡县，想获得举荐，着实难于登天。

    唯在高爵勋贵云集的京畿之地，尤是在长安城内，文士若得扬名，得朝堂重臣看重举荐，或得名士宿老青睐，批下不错的品鉴之言，想入仕无疑要更容易些。

    若说攀附权贵，未免太过，然想获得举荐的文士，找些机会登门拜谒显贵和名宿，倒也属寻常。

    长安权贵们对小有名气的文士，虽不会再随意收为门客，却也会以礼相待，虽说多半不会亲自接待，却也会让家中子侄好生招待，既可获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亦可结下几分善缘。

    莫欺少年穷，指不定有谁日后飞黄腾达，不求其知恩图报，好歹莫因今日怠慢，遭人记恨在心。

    当然，想登门拜谒，也要寻个合宜的由头。

    最普遍的方式，也是华夏自古最容易拉近彼此关系的形式，无非就是叙同乡情谊。

    有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同乡之间，尤是远离家乡的游子间，终归能聊聊乡愁，聊聊故乡那些熟悉而难忘的人和事。

    况且，在汉廷未普及官学教育前，教育资源乃是被权贵与士族垄断的，民间的求学途径不多，许多名士皆师出同门，尤是同个地域的士子，多多少少都能扯上些关系。

    譬如现今儒家执牛耳者，公羊学派宗师胡毋生，其弟子淄川公孙弘、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皆为关东大儒，谓之公羊五士。

    儒家源出齐鲁，胡毋生又出身齐地，且现任太学汉学院的博士仆射，为儒家博士之首，故公羊学派大兴，齐地儒生多习之，以胡毋生的徒子徒孙自居，倒也不为过。

    这没甚么可非议的，但凡想上进，就不宜孤高自赏，必得懂得找到展示自身的舞台，尤是看重入仕的儒家，孔夫子周游列国，与其说是为了收徒授业，更多的无非就是为了求得诸侯重用。

    汉室崇尚黄老之学，当今天子虽不抑制儒学，却也不独厚儒家，而冀望兼容并蓄，汲百家之涵养，充实完善所谓的汉学。

    穷则思变，儒生眼见大势所趋，自是顺应时局，老老实实的阅览百家经典，不再执着于“孔子独圣”的傲慢，固步自封，免遭汉学体系内诸子百家的孤立。

    公羊学派最早顺势而为，得以大兴，故齐地儒生也沾了不少光，至少不似某些固执的儒家学派般受人排挤。

    长安城内，未得公府任官的齐地儒生，更是时常相聚，除却抱团取暖，更是为在齐地大儒前混个脸熟，展示展示才学。

    只不过，光得大儒看重，也不足让儒生们平步青云，但凡有些门路的，还会登门拜谒同为齐地出身的高官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