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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是忌惮于帝师卫绾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单纯畏惧皇帝刘彻杀伐果决的铁腕，而是不敢与民意为敌，遭受万民唾骂。

    或许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极重声名的汉代，所谓的风骨，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执拗。

    有民意支撑时，诤臣敢与帝皇争辩，苦谏不听则当殿撞柱，是为死谏，则万民称颂之。

    若无民意支撑，大臣惹以死要挟帝皇，则是故意往天家头上泼粪，大汉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传扬出去，名声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无人敢逆。

    汉人，尊崇汉学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蕴再厚，信众再多，难不成还妄图独立于汉学之外？

    莫非对汉室社稷有甚不满，想另起炉灶，祈盼出现个纯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没人敢！

    大汉立朝七十八载，愈发国富民强，尤是刘彻登基后的十余年间，大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室声望已然攀上了亘古未见的高点。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刘彻现今说他是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会深信不疑的，较为清醒的王侯权贵们或许不以为然，却也绝不敢说出口，否则那些“愚昧百姓”是会将他们活活撕碎的。

    帝师撰文，主张“汉学当立”，皇帝当殿说了两个字，“大善”！

    于是乎，汉学得立！

    太学即刻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汉学院辖下，重划系所，纳百家学说及不同流派，诸如道学研究所，儒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墨学研究所……

    各学派宗师皆称院士，其座下弟子学业专精者，可为博士，博士弟子则为学士。

    今后凡太学诸官撰写著作，著作名称及署名头衔皆不以百家划分，而以学派为别，以道学代道家，以儒学代儒家，以百学代百家。

    以儒学为例子，儒学研究所又分六大学系，是为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和旁博，所谓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为不同与主流学派者。

    汉学为主干，儒学为分支，六大学系则为细项。

    经过二十载的努力，刘彻终是达成了目的，将儒家彻底裂解打散，而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顺应时局，化为养分，滋养日渐成型的汉学体系。

    太史令司马谈则改任汉学院的院监，官秩同于科学院院监刘乘，负责巩固和完善汉学体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师卫绾年事已高，近年除却偶尔到宫邸学舍教授课业，多半时候都是深居简出，在府中著书立说，鲜少露面了。

    司马谈此时入太学任官，且执掌两院中的汉学院，无疑是要为日后继任太学祭酒做准备，毕竟科学院诸官向来鲜少过问太学具体事务，院监刘乘更是醉心于所谓的科研项目，又身为亲王，压根无意太学祭酒之位。

    现今朝中掌文教者，一为太常府，一为太学。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学，太学则为诸学之首，文教司虽可掌控大批师资，可批复大笔文教预算，包括太学的赀财拨付，然太学祭酒却是不受太常卿辖制的。

    且不论现任太学祭酒卫绾乃是帝师，位同三公，即便日后继任之人不似卫绾般地位超然，至少也会位列诸卿，可直达天听，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马谈未入不惑之年，却力压诸多皓首穷经的学派宗师，出任汉学院院监，可见皇帝对他的信重，亦可知他执掌汉学院后的诸般作为，必是代表着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学说想要不被摒弃在汉学体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门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观风向，闻弦知意。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

    在皇权时代，非主流学说是没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学更是不切实际，先不谈甚么理想，饿着肚子追求自身认定的真理和大道，这类人肯定有，但毕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饶是不怎的受诸侯待见，可仍是四处求官，说好听的是想实现胸中抱负，说难听的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这有甚么好讳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视之罢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和圣母表们，若非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焉能吃饱了撑得去宣扬甚么博爱和普世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足方可知礼仪，各派宗师及其弟子门人也是要吃饭的，在现今的大汉，文人想吃饱肚子，最好的途径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铁饭碗。

    不为五斗米折腰？

    真若家中无米，饿上数日，半碗米饭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谈不上甚么高尚还是丑陋，现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