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这个东西，你不去掌握，别人就会掌握。有了舆论就等于有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黑的能成白的，白的能成黑的。

    余杉之所以这些，完全就是牢骚，他也知道眼下就算他上达听也不会改变什么。

    秦伟民曾经在宣传口待过，对余杉的牢骚深有体会。远的不，前几年地方政府恨不得把外资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好好的国宴可乐愣是卖给了百事，然后国宴可乐愣是从此销声匿迹，国内可乐市场从此两家外国企业争雄。这里头你能地方政府傻吗？事实上能在体制内登上高位的就没有傻子。往深层次探究，刨去贪腐问题，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外国的月亮更圆’。

    秦伟民了几个例子，感叹着：“前年我去南方走了一趟，改制的国企走了很多家，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当时我就，不能盲目相信外资。人家跑来咱们国家是来赚钱的，可不是助人为乐来了。”到这儿，秦伟民觉着自己辞有些不当，就：“所以引进外资的时候还是要慎重，比如余你这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我们就很欢迎。”

    余杉摆摆手：“真谈不上，我这也就是略尽绵薄之力，真要叫我抛头颅洒热血，我估计我早就怂了。”

    秦伟民一阵大笑，又：“家国情怀的确有些大了，不过你身上还是有很明显的企业家责任感嘛。”

    余杉只是摇了摇头，没有用言语去辩驳。要不是有时空门，他这辈子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撑不着，也饿不着。因着时空跃迁，他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身份，从负债的穷光蛋到企业老总，那些时空跃迁所带来的记忆中，有着许许多多对社会责任感的思考。

    在他看来，所谓的企业家跟逐利的资本家的确存在区别，虽然表面上来看二者好像一模一样。拥有资本、生产资料，雇佣大量人员，套取剩余价值……你看，这是不是一样？

    但二者又存在区别，因为二者立足的社会体系有着壤之别。于是乎企业家们就比较纠结了。按照资本的性，它必然是要逐利的，必然谋求着利益最大化；但其立足的社会体系，又不允许它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以经常会有企业家感叹，在国内做企业家很难，还有人提了什么花板之类的。

    这种情况放在老美那儿就不同了，人家的社会体系就是为资本服务的，资本家自然过得舒服。于是有些国内很真的企业家IP之后，干脆把总部搬到了老美，觉着这下妥了，总算不用受约束了。结果被现实狠狠打了脸，那家企业每年都在老美那儿亏损，在国内盈利，于是只好拿着国内的盈利去填补在老美那儿的亏空……嗯，不亏是美帝良心！

    余杉是个平和的人，所以他觉着自己能站在两个视角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企业家该不该受限？那太应该了，不然的话，如果余杉是个普通老百姓，那特么还怎么过？这万一要是破产了，总不能跟老美似的，去年还中产阶级呢，今年直接公园住帐篷当流浪汉吧？

    也是基于这点，西方的民调才惊讶的发现，国内对政府的满意度居然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跟秦伟民的聊让余杉很谨慎，秦伟民的话术很厉害，总会在不经意间套出余杉的真实想法。余杉必须打起精神，否则不定偶尔一句话，就能让秦伟民察觉出余杉与这个时代的迥然不同。

    好不容易送走了秦伟民，余杉还没松口气，手机就响了。来电是个陌生号码，余杉接起来，就听对面用低沉的声音：“黄立才我抓到了——”

    是乔思，余杉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但这个黄立才，我根本就不认识。”

    嗯？抓到了，但不认识？

    余杉没话，沉默以对，随即就听乔思：“不用我多，你也能琢磨出来怎么回事。”

    没错，余杉瞬间就能想起一个可能：康彦超的本名根本就不是黄立才，他很可能是冒用了黄立才的身份，或许真正的黄立才会在几年后意外死亡，或者成了失踪人口。眼下余杉的身份证就是在滨江买的，他冒用了某个失踪人口的身份。

    “我需要你尽快搞清楚，不管用什么方法。”

    余杉深吸了一口气，只了一个字：“好”

    他答应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余杉很清楚眼下跟他通电话的乔思已经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