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洛阳一待就是几个月，新年在即，仍不肯起驾回京，反而热衷于布圣旨，一道接着一道，任命了大批新官员，同时不停地召见留守京城的重臣，每次只见一位，除了宰相，三品以上的实权大臣，几乎都被叫到。

    皇帝的应对之策由此变得清晰。

    挨个召见大臣，是为了分化朝廷，这一招确有效果，同在京城的时候，大臣们十分团结，一旦分处两城，中间隔着函谷关，免不了彼此猜疑，只要是被皇帝见过的人，都要向同僚“自证清白”。

    但大臣还是慢慢分化了，原兵部尚书蒋巨英调任大将军府掌印官，专职调查兵奴一案，一有人来说情，他就双手捧出军令状的副本给对方看，“本官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你说，我该怎么帮你？”

    皇帝的另一招则让大臣们更加头疼。

    新官员都是皇帝亲选的人才，品级不高，却被安插在重要部司，这些人有皇帝撑腰，个个都很狂傲，以未来的尚书、侍郎自居，一上任就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令上司极为不满，同时也心怀忐忑。

    京城大臣多已上交请辞奏章，皇帝扣留不放，原来只是缓兵之计，只待亲信成熟，就要将大臣全换掉！

    没有几个人真心想辞官，皇帝只是要求释放私奴，并没有没收田宅，如果丢掉官位，损失可就大了。

    大臣开始“反击”，做法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暗示手下的老吏可以怠工，皇帝既然派来了新官员，就让他们干活儿好了。

    朝廷逐渐陷入混乱，影响之大，远在洛阳的皇帝也能感觉到。

    奏章不再按时送达，晚个两三天已成常态，顺序颠倒，不分轻重缓急，偶尔还会有丢失，不是落在驿站，就是遗落在部司，追究起来，全是推委，谁做事谁担责，皇帝任命的新官员只好请罪。

    皇帝仍不屈服，奏章混乱，他干脆不做批复，有了想法之后，直接下达圣旨，驿站不可靠，就派宿卫军甚至身边的太监将圣旨送往京城的宰相府，盯着宰相布下去。

    卓如鹤总算尽忠职守，他没有完全站在大臣一边，虽然不停地上书请辞，并且言辞恳切地请求皇帝以天下为重，稍退一步，但是没像其他大臣那样懈怠，只要是圣旨，都会照行无误。

    大雪纷飞的季节，皇帝与大臣斗得热火朝天，“战场”逐渐扩张，最先加入的是一群读书人。

    读书人也生了分裂，一派支持皇帝，一派支持大臣，或是当众辩论，或是书信往来，各持己见，一些人甚至因此断交。

    瞿子晰曾算是读书人的领之一，如今却弹压不住当初的仰慕者，他还在东海国，各地书信络绎不绝，府门下经常被塞进匿名信，大都是指责与咒骂，声称他失去了气节，令天下读书人寒心。

    瞿子晰只给几位好友回信，对其它书信一概不回，亲笔写下四个大字，贴在大门上公门无私，字迹被泼墨，他就安排工匠刻了一块木匾。

    瞿子晰身为右巡御史，没法参与读书人之间的争斗，皇帝这一方的“大将”是康自矫，他没有被派回京城当官，仍然留在皇帝身边充当顾问，白天与到访的读书人当场争辩，晚上奋笔疾书，继续为自己辩护。

    康自矫很聪明，不以强权压人，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方说皇帝逾越规矩，他就问大臣的规矩在哪里？对方说皇帝劳民伤财，他就问劳谁的民、伤谁的财？对方说天下纷扰，皇帝要负最大责任，他就说皇帝当然负责，所以才要频繁下达圣旨……

    这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斗，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无论对错，皇帝都不会改变主意。

    韩孺子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接下来，他要等大臣出新招。

    离新年还有半个月，这天午时过后不久，东海王求见。

    东海王一直小心地置身事外，拒见外人，连信都很少写，只在被皇帝问到的时候才给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

    韩孺子刚用过午膳，正站在桌子旁边呆，桌上的公文摆得乱七八糟。

    东海王进来之后笑道：“岂有此理，连陛下身边的人也懈怠了，桌上这么乱也不好好收拾一下。”

    韩孺子转过身，“何必呢？这就是真实的现状，无需粉饰。”

    东海王又笑一下，没有接话，说道：“我今天上午接到一封信，陛下肯定猜不到是谁写来的。”

    “你既然说朕‘猜不到’，那这封信十有八九是从宫里来的，太后还是皇后？”

    “是太后。”东海王躬身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