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不了，因为当票上面写着呢：虫吃鼠咬，光板没毛！

    “看来这兴盛昌是当铺、票号、钱庄一体经营，只不过分成不同业务罢了，”陈惇走到柜台前面，道：“我要存钱。”

    “您往三号柜走，”马上就有伙计出来领着他：“您存多少？”

    “二十两，”陈惇道：“本经营，钱放着压身。”

    “呦，不好意思了您，”这伙计顿住脚步：“兴盛昌最额票也要五十两。”

    “二十两不出票？”陈惇道。

    见这伙计摇头，陈惇暗道这兴盛昌只在商号和大户之间结算，银号开户最低标准也是一次存入五十两，五十两是什么概念，陈惇的老爹陈温做基层公务员，一个月只不过二两银子罢了，要吃要喝要穿，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要攒多少时候才能存入五十两银子？

    至于这兴盛昌为什么不出五十两以下的额票，很简单，你看那柜台上出的银票就知道了。

    从陈惇眼前走过去一个刚刚存了一百两银子的商人，这人手上捏着的银票上写着：立收票兴盛昌收丛宅寄存银壹佰两正，听凭支取无误，此炤。本日面与丛五爷言过不具，外人不得擅取，只候有庄中付去葫芦图书一方验明为凭再发，外有暗号葫芦印柄用墨描绘黑者为真，如不描者系假，不可发，切切。

    因为此时的银票，没有过硬的防伪技术，他们的防伪办法，从看比对字迹，到设定密码，比如这个丛五爷存入的银票，要取款的话，须有内外两层密码，一个是葫芦形图章，上面写着“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是用墨染成的葫芦柄，这样细细核对无误，才可取款。这种方法就无法推广到额票上，因为额票的特点就是海量和流通广泛，一两二两的银票，作假的可能太大，而验真的疏忽更大，钱庄票号没有那么大的人力，可以一张张比对。而且老百姓也不耐烦存款取款一二两银子，还要去专门的柜台验明真伪。

    “这位官人，”伙计见他久久不动，问道：“您还存不存？”

    “我不存了，”陈惇一定神：“我要见你们大掌柜。”

    不一会儿一辆马车就从兴盛昌出来，风驰电掣地赶往了永靖坊仁元巷。

    陈惇将金钗收进怀中，看着坐卧不安的老掌柜，道：“老伯，勿忧啊。”

    “唉，我们女郎走失，主家上上下下寻找，急死个人，”这老掌柜道：“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剧变，主家还三月三花朝节，要在岛上开宴迎接客人呢，听大公子，女郎的船只往西山去了，没想到太湖盗匪群起，西山更是成了贼窝……这些四处搜寻，全无踪影，差点没把三老爷急出病来。”

    陈惇坐在柜台后面的木门里，忽然从栅栏缝隙里看到前面一堆人卸下了一大件东西，这些人呼喊着心，将东西身上一层层缠绕的绸缎棉絮取下来，陈惇定睛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不会吧，自鸣钟！”

    陈惇径自走出去细看，这果然是口自鸣钟，周身镶嵌着华丽剔透的宝石，上面是尖塔形的，十二时刻的表盘和后世钟表差不多，就是这口钟上的数字采用的罗马数字，而不是阿拉伯数字。表盘的背景是基督教的信奉者们在向上帝祈祷，几个使被云彩遮挡了，只有圣洁的翅膀若隐若现。

    底下方方正正像一口匣子，里面是单摆规规矩矩、一点没有差错地来回摆动着。整个钟表采用鎏金工艺，镶嵌着细碎的宝石，只要有一点点光射到上面，都会折射出五彩的光辉来。

    陈惇这回是真的震惊了，不是自鸣钟是万历年间才传进来的吗？

    据历史记载，传教士们携带的钟表，是为了打通权要、获得入境大明的许可。万历十年，两位耶稣会会士罗明坚与巴范济在一次与广东总督会面的珍贵机会中，送上了一座自鸣钟做礼物，才换取了他们在肇庆长达四、五个月的特殊居留恩许，为随后而来的利玛窦等主教传教士于明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而利玛窦在158年到达澳门，后几经波折于1601年来到北京。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献礼中，就包括了两件自鸣钟。

    问题是，这个时候居然有传教士来华夏吗？陈惇是又惊讶又疑惑，自鸣钟又叫什么，机械钟，可谓是14世纪欧洲先进工艺的集大成者，在这一口钟上，有着伽利略对单摆的精确研究，有螺旋弹簧的发明和发条装置的应用——不同于日晷和漏刻的模糊概念，时间这种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形标准，第一次有了形象化的描述。

    “你这钟，”陈惇喃喃道：“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