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军费不够了，朝廷想再次征饷。

    当时廷议上的数目报出来还不算多。

    宣府，大同，山西，蓟州等各地需征饷两百万两，

    辽东一地需征饷三百万两，皮岛东江镇需二十万两。

    全国加起来征饷五百多万吧。

    听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没多少。

    咱们打个比方，崇祯四年（1631）朝廷就派银667万两，比这次还多。

    当时是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0012两），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外，实征52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8298万两。

    崇祯四年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67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0012两的银子，增收12%。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是相当于每亩需要多缴3斤米。

    崇祯四年后，尽管明庭已到最后的疯狂，但三饷全算，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

    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虽然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但按理说，一亩地多收五、六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当时，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难以活下去的，原因就是执行政策的人。

    一亩地，本来只需要纳0012两银子，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纳银十两呢？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并没有按朝廷的政策办事。

    有钱有势的人，都能想办法逃避这种税收，最后相关的税收，就都落在了底层百姓身上。更主要的是，还有既得利益者借机大发国难财。

    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开始仅向一亩地多收0009两银子（9厘银子），后来涨成0012两银子（一分二厘），最多时也不过003两银子。

    但是，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就有可能翻十倍（成为012两银子），甚至百倍（成为12两银子），更有甚者，是翻几百倍（成为好几两银子）。

    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也就是说，买一亩田的价值才七八两银子，而种一亩田却要缴纳税银十两。慢慢地，种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荒芜，流民越来越多。

    有人显然是知道这里面的道道的，劝说朝廷谨慎征饷。

    但户部有官员向崇祯道，咱们一亩田才征003两银子，也就够买几斤米，每亩田多收几斤米，这多吗？

    崇祯一听，有道理啊，听起来好像要征几百万，分摊到每亩田，才几斤米，这必须得征，崇祯还想多征一点呢，你们每亩田多征十斤米都可以嘛。

    这时有温体仁说话了，说东江镇囤田建堡，种了大量良田，当纳入点数征饷。

    意思是，数清楚东江有多少亩田，然后也征饷。

    崇祯转头问骆养性，可有其事？

    骆养性马上道，旅顺和皮岛，还有金复州，都被丁毅囤了很多田。

    于是，朝廷也不派人去现场实核，仅凭骆养性和温体仁一句话，核东江镇为三十万亩田，每亩征003两，东江镇以后每年要给9000两银于朝廷。

    事实上这时朝廷已经几个月没给东江镇发饷了，这次也是，朝廷要下发的军饷暂缓，反过来要征东江镇的田课。

    兵部尚书张凤翼当时有点反对，因为东江镇好歹也算朝廷精兵，也打过诸多胜仗，眼下这么干，会寒了东江镇的将士心。

    温体仁又道，东江那边，自己种田，还有朝鲜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