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军大营中，大西左丞相汪兆龄正同礼部尚书吴继善讨论大西夺取西安后，当采用前明旧制登基还是用成都建国时的制度。

    二人看法有些不同，举人出身的汪兆龄颇是有些农民造反的觉悟，坚持认为应当按成都建国时的规矩办，因为那些规矩都是万岁钦定的。并说过往明朝的所有规矩都当废除，再有来降的什么明朝官员也尽量不要再任用，以显大西同明朝的不同。

    某些方面汪兆龄措词十分激烈。

    礼部尚书吴继善是前明成都知县，不过却是南直隶太仓人，而南直隶地区外国教士颇多，又受徐光启、李之藻等崇西学之士影响，江南士绅普遍对西学及教士抱有好感。

    吴继善自也受了影响，故而在任职成都知县时对那耶稣会窜至成都传教的利类思、安文思颇是友好。

    因为二位教士西洋面孔，又是传的外来和尚经，成都本地的道士很厌恶他们，便通过贿赂蜀王府太监聚集几千人威胁官府驱逐两个外来和尚。最后是吴继善帮忙向蜀王出示北京汤若望书信，这才将此事平息。

    西军攻破成都后，巡按刘之渤被射死、华阳知县沈云祚被杀，本应与这两位好友一同殉国的吴继善却见西军军纪良好且释放俘虏，招安居民，网罗乡居六官充六部，理州县，又见张献忠有大志便欣然投降，出任大西政权的礼部尚书。

    任上除帮助制定大西礼制，主持礼务事务，还不断向张献忠举荐人才，利类思、安文思就是在其举荐下得张献忠重视，授天学国师。

    但关于在长安定都兴制一事，吴继善有很多想法是同汪兆龄不同的。

    他认为大西若能击败大顺，便是真正的北方一统者，如此就不能再如从前那般行过激政策，对明朝也要给予正面承认，对前明官绅和地主阶级也要尽量拉拢，不能国库一没银子就打这些地主士绅的主意，甚至还要保护这些地主士绅的田产，收取北方士绅读书人之心，从而为一统中国奠定基础，实现“以西代明”的朝代更替。

    中国人自古以来重礼制，由此吴继善便坚持长安定制应当以明制为核心只做些许调整即可。

    礼制确定之后，其余各项政策肯定要受影响，如此一来大西就能光明正大的继承朱明法统，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为正史所承认的朝代。

    吴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大西虽是农民泥腿子打下的江山，可真正治国治天下还得靠士绅读书人。”

    吏部尚书胡默是广济生员，前明多次科举不中，对朱明很是失望，因此于大西政权中同汪兆龄是一贯坚持彻底否定明朝的，故而听了汪、吴的争执，立即旗帜鲜明的表示大西绝不能重复朱明老路，将来统一全国之后也当行新政，革旧弊，不给地主士绅过多参与朝政的机会。

    大概意思就是今后大西的科举不许前明官员子孙，甚至地主后代参与，要多让寒门子弟出来做大西的官，朝廷也要拨重金扶持穷人孩子读书。

    这样就能避免那些前明官员子弟和地主后代通过科举掌握权力之后，为他们的祖上翻案，甚至全盘否定大西起义军推翻腐朽明朝的正面性。

    真要如吴继善主张的那样，那千千万万为大西建立流血牺牲的农民算什么？

    辛苦打下的江山又拱手交给那些剥削农民的地主士绅后代手中，那当初泥腿子们又何必铤身而出造朱明的反，继续当饿死鬼不好吗！

    吴继善当然是继续坚持己见，历朝历代以来想要得天下，哪个王者不是积极拉拢士绅的，真要再将从前的过激政策搬到整个北方，使得北方地主士绅和读书人都同大西不共戴天，大西又怎么可能成为取明代之的新朝。

    汪兆龄被吴继善说的真是来了气，怒拍桌子道：“你这个礼部尚书坏的很，照我看，你哪里是我大西的礼部尚书，分明还是从前明朝的成都知县！”

    “万岁在四川开特科杀了五千多读书人，外人都说咱万岁杀的多了，我看是杀的少了，要是能再多一个你吴尚书，那就正好了。”胡默也是冷言冷语。

    “吴尚书当初把家眷送出成都，后来做了咱大西的官又把人追回，倒是深明大义的很。”

    汪兆龄话中不无讥讽，其人虽深得张献忠信任，但于西军之中其实人缘并不好，原因就是他说话刻薄，做人激烈，做官也不懂圆滑。

    大西军在四川杀了几千与西军做对的读书人就是他出的主意，有人当时劝阻不可，汪言道：“这年头还怕没人做文官？”

    “你们这是什么话！就事论事，怎的就攻击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