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时候，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

    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鲜、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

    必要的时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换个地方即可。

    比如，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买走了辽东、虾夷、南洋等地市场化的、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所以有充足的现货。

    并且，如果一旦本国缺粮，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快速运回国内。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

    大顺解决了“白银和物资”快速转换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加强了统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实物税”，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

    要么，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加大百姓徭役、运输、损耗。

    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要么，认定无法往回退，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

    确保朝廷手里有钱、有海军，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时间，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弄明白了：哦，原来钱不是财富啊，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就琢磨出来个这？

    但实际上，这并不好笑。

    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

    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终于融会贯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

    比如盐场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一小队士兵、三五个狱吏，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保证盐的生产。

    或者说，保证朝廷手里有盐。

    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虾夷、东北、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着的、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必要的时候直接抢。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许足够救命、翻盘。

    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可以迅速征集粮食——可以用钱，如果没钱，那就直接用枪。

    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钱能买到物资、物资能运到地方。

    现在，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

    在一切平稳、一切顺利的时候，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

    然而一旦出事，钱不管用、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他可以让舰炮、大炮、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

    皇帝这二十年，总结出来两个道理。

    第一个：大顺的十亿亩土地，是士绅的，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而大型盐场、大农场，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

    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但成本大不一样。

    第二个：真到乱世，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钱，不如粮食、盐、铁、布管用。

    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又放弃了均田制后。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罢了。

    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说，遂用“大义”、“大利”这样的理由；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暗示林敏：扬州淮安的衰败，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价。

    要么，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要么，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