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之前多方征讨，朝鲜、日本相继有限度的开埠。而不管是朝鲜，还是日本，都是没法种棉花的。

    东北移民的需求、朝鲜日本对棉布的需求、松江府海外出口的需求，都使得大顺急需一个棉花产地。

    大顺从荷兰人那接手南洋后，大顺的棉布要迅速挤占印度棉布的市场，这也使得棉花需求激增。

    这些，就是刘钰给皇帝的，要改变淮南经济结构的理由。

    理由逻辑就是：首先，那是一片荒滩地。

    其次，辽东地区的开发和海运兴起、南洋大米的输入，使得大顺的粮食危机没有那么迫切了。

    而辽东能种粮食，但是种不了棉花。

    所以，用辽东、南洋、虾夷的粮食，换江苏推广种棉花。这样，也不用担心百姓皆种棉桑而无食。

    甚至，刘钰直接在搞粮食进口免税，使得粮价一天天的往下跌，江苏作为海运贸易冲击最严重的地方，“米贱伤农”的问题已经日趋显现。

    米贱伤农怎么办？

    要么，强力的国家机器出面调控，搞平粜。

    要么，米贱伤农，种棉花，换大米，使小民得米贱之利而无米贱之伤。

    皇帝想了想大顺的国家机器能有多强力后，果然选择还是去种棉花吧，大顺哪有能力调控米价。

    当然皇帝也是存了一些小心思的，江苏已经成为了大顺的钱袋子了

    如刘钰之前说的在黄河以北开煤矿，走海州海运去松江府来控制江苏的道理类似。

    粮食是比煤更重要的东西，皇帝觉得若是让江苏完全不能粮食自给，倒也是好事。到时候，敢有什么动静，把粮食一掐，保准老老实实。

    再者如今京城所需漕米粮食，或来自虾夷、或来自南洋、或来自辽东。废弃了运河之后，凭借海运能力，其实江苏产多少粮食，对大顺来说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克服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惯性之后，剩下的很多道理也就想通了。

    刘钰的改革，有他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三观和逻辑。

    皇帝当然不可能认同这一套三观，但支持刘钰的改革设想，因为刘钰有一套专门用来“忠于陛下、加强皇权、利于社稷稳固”的逻辑链。

    他给皇帝说的理由，和他真正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完全不一致。

    当然皇帝也不可能一点不防着刘钰，信任归信任，该防备的还是要防备。

    皇帝能够放心让刘钰在江苏折腾，因为皇帝有自己的打算，也有自己可以掌控全局的准备。

    他改元惟新。

    这一次改元，除了显示变革的决心，还有个小小的副产物。

    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恩科了。

    改元开恩科，简直是名正言顺到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开恩科，也就不需要非按照制式的考试方法来选拔人才。

    皇帝可以拟定题目，通过这一次改元恩科，选拔一批皇帝想要的人才。

    这些人才不是学新学的，而是正儿八经地科举取士，恩科也是科嘛。

    题目皇帝早就想好了。

    废运河之利弊。

    盐政改革之利弊。

    盐税收还是不收、国家税收的意义。

    这些恩科拟定的题目，就是个大坑。

    看起来，好像是皇帝要以恩科方式，展开士大夫的几天大讨论，这些到底是对是错。

    实则，皇帝眼里，读书人阶层关于海运河运、盐税无税的意见，就是个屁。

    他只怕两种人。

    失地小农。

    类似矿工。

    皇帝心里有非常确定的答案，恩科弄这些题目，就是为了遴选出一些符合皇帝想法的人才，再把这些恩科人才扔到江苏。

    为什么不用新学人才？非得从科举里面选？

    因为新学人才不能做官、武德宫出身的那边已经不少，暂时有些失衡。而正统科举出身的，很难说是否能快速适应江苏省的一系列变化。

    他要塞进去一些恩科出身的，平衡一下。

    之前跟刘钰说，不要人亡政息，让刘钰整理出一套班子框架，然后正规化。

    那么，正规化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刘钰的幕府班子。

    恩科所取之辈，皇帝准备都扔到江苏当贰佐官，多学、多看、多琢磨。

    等着刘钰把脏活、带血的活干完了，刘钰就可以回京“休息”了，到时候恩科出身的这批人，真正皇帝提拔出来的、支持改革但又和刘钰的“道”不同的人，就可以接手了。

    不管是南洋，还是江苏，皇帝都是用这种办法。

    而且是明着用的，刘钰也是压根就明白的。

    两边都明白，而且完全了解这就是为了将来摘果子夺权，心照不宣，这就叫君臣信任。

    靠着刘钰主动放了军权、靠着松江府大营的两万良家子驻军、靠着海军扩军皇帝提拔的军官成长起来了、靠着威海卫旅顺卫两大军港的主力舰队军官替换、靠着这种换血替代的明招、靠着刘钰只有幕府而又不能开府的名不正但借君之权而行事，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完全撑得起“五年平淮之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