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是去论证大顺代明是合法的，而是去让这些士大夫畅所欲言谈谈强盛的大明为什么后期变成那个鸟样了。

    这就是一场著名的“修补”大会。因为“保天下”的前提，是基本承认前朝的土地契约，最多只能永佃减租而不会去均田了。

    那么，大明后期败亡是因为啥？士大夫来讨论，自然不会触及到根本的土地兼并问题。

    不能动骨，便只能动皮。

    动皮嘛，修修补补。

    那就有意思了。

    言官？太监？江左妄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吏治崩坏？军制？不集权？收不上税？清流？道德败坏？藩王？抗税？

    不谈本质，只谈皮毛，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有可能是原因。

    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强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干，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干了”。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情况下，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潮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畸形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大顺把先后顺序、大小顺序，调整了一下。

    譬如这一次盐政改革之前的许多年，大顺扭转了从万历三十几年就开始出现的关于“盐税不对”的思想混乱。通过“大义”为名，解释了征收盐税是大义，而不征盐税是小义，大义要让位于小义，并且神奇地解释通了。

    如今林敏拿出这个话来说那些为民喊冤的人，实则就是说“我承认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从大局上看，是可以作为代价被舍弃的”。

    看似林敏是被那些官员逼到了墙角，实际上还是被刘钰逼到的墙角，是刘钰咬着这个问题不放，一直在逼他表态。

    现在他这么说，就是刘钰所需要的表态。

    心满意足的刘钰果断地停止了自己咄咄逼人的追问，这时候也顺着林敏的话道：“林大人的话颇有道理啊，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淮南的事，以后再说。只说淮北，这盐场亦非是不要雇工，若是小盐户破产，就来大盐场做工就是了。”

    “你想啊，这自己做盐户，还要担心盐价、还要担心柴草价、还要担心刮风下雨、担心海潮泛滥等等。”

    “这来大盐厂做工，所有的风险都是工厂主担着。那些做工的，按时领取工资，毫无后顾之忧，也无需担心了，实乃天大的好事嘛。”

    连这样的说辞他都搬出来了，剩余的人更是无言以对了，只能沉默。

    倒是盐场的董事会成员连忙道：“国公能体察我们的辛苦，我等感激涕零啊。这一睁眼，就有几千口子人等着吃喝拉撒，还要担心天寒日短、潮大水小、官盐不畅、票据无人，我等之苦，非国公不能体察啊。”

    刘钰这个新兴阶层的总后台，笑道：“你们啊，还是眼界浅了点。这官盐不畅、票据无人，就非盯着国内吗？此番回京之前，正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说。我看，你们的生产，还是要扩大一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