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的非洲探险浪潮背后所隐藏的，除了工商业者对市场的渴求，还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对耕地的需求。

    在工业高速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移民政策的带动下，到1846年底，莱茵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出头，其中14%为非德意志人口，工业人口及城镇人口扩张到了60%以上，而真正参与农业的人口不足30%。

    虽然莱茵已经普及了初级农业生产机械，但农业人口和耕地的快速减少仍然造成农业总产量增长起伏不定，一些年份还会减产，莱茵不得不从周边国家大量进口土豆和小麦。

    这造成了食品价格偶尔会有个小起伏，对工业和海外贸易利润较高的莱茵来说，只是家庭主妇会偶尔到市政厅面前扔几个臭鸡蛋的事，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则意味着风险的聚集。

    1846年秋季，德意志地区的土豆和谷物收成平均比往年低30％至50％。

    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1845年北美土豆疫病疫霉被传染到欧洲。

    这种真菌当年就对普鲁士西部省份的田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只是其东部省份因为气候不适宜真菌还并未大规模爆发，这使当年的灾情并没有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但在夏季多雨和冬季温和的爱尔兰，这种真菌引发了著名的大饥荒，五年间饿死了上百万人，另有一百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总人口下降了25%。

    原因之二是，在土豆疫病继续扩散的同时，1846年天气异常恶劣：4月大雨，随后又是持续干旱。除了土豆收成歉收外，德意志地区黑麦和麦田的单产也明显下降，到10月收获季，莱茵的黑麦产量下降了50%，西里西亚地区下降了60%。

    由于工业化速度较快，德意志联邦议会很早就意识到粮食供应存在风险，所以成立了关于粮食供应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45/46两年持续对各联邦预警，所以除了符腾堡王国之外的其他各联邦，从1845年起就额外增加了粮食储备。

    不过，独立于德意志联邦之外的普鲁士就没这么有章法了。

    实际上1846年10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收到了柏林市议会关于粮食不足的请愿书，威廉一世当时就要求禁止谷物，土豆和酒精的出口。但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恩斯特·冯·博德施温格却答复道，请愿书是在柏林地方法官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的，这不符合“流程”。由于这种形式上的“错误”，整件事都被否定掉。

    正是由于普鲁士朝廷的官僚作风，1846年到1847年间，普鲁士城市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黑麦的价格翻了一番，土豆的价格到1847年4月翻了三到五倍。此时两公斤土豆要花去大多数柏林人平均每日收入的一半，穷人更是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

    粮食短缺不仅造成了食品价格上涨，还动摇了经济基础。

    由于粮食短缺，许多家庭从乡下搬到了大城市，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进一步压低了柏林的工资，还使工作时间延长到每天17小时，出现了大量童工。

    这使市民收入普遍降低，即使是最小的价格波动也足以使粮食短缺升级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