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当中,内阁制度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不过尽管都叫内阁制度,可是中西方的内阁制度却基本是两种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大,绝非一个词语能够涵盖。
众所周知,华夏的内阁制度是源自于大明,其出现本身也是因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之后——即胡惟庸案,这一案件的特殊性自然无需多言,总之朱元璋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改变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界限。
当皇权过于庞大的时候,帝国繁重的政务都会堆积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即便是长时间007工作的朱元璋皇帝,也会感觉到辛苦劳累,而到了他的子孙后代的时候,由于没有老朱这么奇葩的能力,于是果断分权给了官员,也就导致了内阁制度的出现。
也就是说,华夏的内阁制度是源于皇权的过于集中,而导致不得不出现的分权现象,因此明朝皇帝内心并不想给那些为自己干活的大臣们以太高的官位,也就导致初期的内阁大学士们,几乎都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政事当中,官品则只有小小的正五品。
与此同时,由于皇帝对大臣们都不放心,因此明朝的阁臣们只有建议权,也就是票拟的权力,没有决策权,也就是没有披红的权力,因此早期都是阁臣票拟,由皇帝本人来披红,从而保证皇帝拥有最大的权力。
可问题是,即便只是披红,皇帝每天也需要007上班,这对于皇帝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因此披红权力也就慢慢过渡到了皇帝最信任的人手中——即内廷的太监们,他们开始读书学习,参与到政治当中,而就像前面所说的,他们的角色并不是阉党,而是保皇党。
这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而即便是清朝改头换面的军机处制度,也无非就是内阁制度的一个翻版,并没有超出这个局限的范围。
可是,无论是明朝的内阁制度还是清朝的军机处制度,并没有达成皇帝真正想要的状态,而且恰恰是因为明清的这两种制度,才导致内阁的权力责任划分变得困难,甚至导致文臣集团的权力过于泛滥。
简单来说,内阁或者是军机处的作用是在于辅政,因此皇帝是必须要给与内阁一定的权力,而由于没有了宰相,导致六部的庶务是被下放到了部阁,使得尚书们的权力变得更大,这样一来内阁统筹六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可问题就来了,内阁拥有巨大的权力,可是权责却并不一致,所有的责任都实际上归属于皇帝本身,而皇帝又天然不会承担责任,也就导致出现了问题,全朝廷虽然都是责任人,可是却没有人能真正承担得起责任,又不敢对皇帝问责,只能选择不了了之。
其次,在法理上面,内阁由于没有宰相之名,自然也无宰相之责,因此即便是更换内阁首辅,也无法对首辅进行问责,因为他们明面上并没有权力。
像嘉靖时期的严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嵩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责。”这句话正是说出了内阁制度的弊端所在,而且正因为首辅权责不一致,也才使得明朝党争纷纷,像严嵩被徐阶击垮,而徐阶又被高拱逐走,这也反映了内阁本身的不确定性。
明朝的内阁制度本身并不够全面,更谈不上完美,它本身由于不够健全,才会出现崇祯十七年时间内换掉了十九任首辅的笑话,而朝廷长时间陷入这种无意义的内耗和党争中,也才使得明朝的败亡。
因此,宁渝在建立大楚之后,虽然也建立了内阁制度,可是心里也一直希望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变,而改变的方向,自然是要让内阁权责一致,即责任内阁制度。
宁渝望着脸上带着迷茫的众人,语重心长道:“朕是要真正跟内阁共同治理天下的,绝不只是让内阁作为一个只会票拟的部门,这披红之权,早就应该授予内阁嘛!”
内阁诸臣听到这里,顿时心头一颤,可以说但凡进入内阁中的大臣,谁都不会去奢望能够披红,要知道本身有了票拟制度,再加上披红制度,就等于是半个皇帝了,谁敢要这样的权力,那不是在等着找死吗?
“臣等不敢,还请陛下收回圣命。”崔万采顿时心里一慌,连忙拱手拒绝,他要是敢答应下来,只怕明天就会有人要参奏他居心叵测了。
宁渝摇了摇头,道:“这披红之权自然不是白白给你们,你们还是先听朕说完。”
“是,陛下。”大臣们心中尽管有无限疑惑,可是眼下也只能先看看再说。
“在朕看来,既然要让内阁名副其实,自然也需要加强内阁的地位,日后内阁将会全面参与到行政当中,所有的内阁大臣都将会冠以从一品的职位,拥有相关事务的票拟和披红权力,但是所有的消息都需要对朕以及国咨院进行汇报,且内阁不得对枢密院进行干预。”
宁渝先是抬高了内阁的地位,然后笑道:“内阁的任期依然是五年一届,其中内阁将由党派当中产生,你们都可以下去光明正大注册党派,到时候通过党派的身份来参与下一届内阁执政选拔,在国咨院具备优先票数者,并且通过朕的相关审核后,将成为下一任执政内阁。”
“获得组阁权力的党派竞选人,将会在朕的任命下成为内阁首辅,而败选党派则为在野党,职掌都察院以及大理寺,形成制衡制度。”
“所谓的国咨院,即所有的侯爵以上的贵族,以及军队代表,还有各省地方代表,各行业先进代表组成,